如何恰当处理换届期间买官案件

　　从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，全国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党委、政府将集中换届，用人问题又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就以往情况看，换届期间易发、频发买官案件，严重干扰正常的换届秩序。因而恰当处理这类案件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，维护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从历次换届期间发生的买官案例来看，此类案件大都具有“三高”的特点，即：案件社会关注度高；窝案、串案比例高；违纪人员社会地位高。因为这些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的特点，换届期间的买官案件在处理上不能教条地墨守党纪、政纪条规，简单地“对号入座”，而是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更加灵活地运用政策，争取收到良好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效果。

　　严厉惩处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

　　随着社会发展，舆论监督空前加强，越来越多的买官现象暴露于公众视野，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。大量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例，又从反面催生了广大群众的权利意识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通过不同途径参与到社会管理中，诸如党委、政府换届这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万众瞩目。所以在处理买官案件时，一定要认真细致，做到“快速、公平、到位、透明”。

　　注重效率，快查快结。买官只是整个换届工作中的个别现象，大部分人员调整还是有序进行的。但个别案件的出现，往往会让人们忽略了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的换届大环境，对整个换届过程产生质疑。所以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，要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，以最短的时间尽快结案，拿出处理意见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澄清公众的疑虑，保证换届工作的顺利开展，从而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
　　一视同仁，违纪必究。中国有一句古语“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，这虽然是中国人在古代社会从未实现的美好梦想，却也是基层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真实心声。没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特殊党员，顺应民心、民意，是党的执政基础。所以无论是谁在换届过程中买官，都必须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纵容。

　　督促落实，保证实效。在执纪实践中，经常会出现处分决定落实不到位的情况，这严重损害了党纪政纪的严肃性，必须坚决予以纠治。对换届期间买官案件的处理，绝对不能仅作出处分决定就算完成任务，而是要将执行工作抓实，保证对违纪人的处理落到实处，防止不执行、执行不到位等情况出现。

　　加强监督，公开透明。换届期间的买官案件往往社会关注度极高，公众会对案件的处理存在很多疑惑，这种疑惑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，则会转化成对纪委、党委的猜疑，甚至否定。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”，应该尝试公开处理、内部通报等方式，让广大干部群众及时了解案件调查和处理的真实情况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，尊重公众对案件进行监督的权利。

　　维护稳定，窝案、串案平衡处理

　　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有效提高决策效率的同时，也将用人权集中在主要领导的手中，这就使一个卖官者被查处后，会有很多买官者浮出水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窝案、串案。换届期间的买官窝案、串案，由于个案的性质相同、违纪时间相近，具有很强的可比性。应制定一个统一的定性量纪标准，相同情况处理档次一致，做到平衡处理，否则容易让违纪人产生不理解，造成不必要的申诉。

　　以行贿数额为标准。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（试行）》中规定，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，应予立案。这虽然是1999年的立案标准，目前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数额要远高于这个标准，但是行贿数额作为主要处理依据这一原则却不曾改变。在处理换届期间的买官案时，可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，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统一的数额标准，相同数额相同处理档次。

　　以违纪情节为标准。党委换届是调整干部最集中的时期，一部分党性原则不强的党员干部非常热衷这个可能成为“官帽批发市场”的舞台。这期间，有人挖空心思，投领导所好，要买一顶官帽回来。也有相当一部分买官者，并非出于本人自愿，而是迫于社会大环境，或经不住“业余组织部长”的劝说而为之。因此，对买官者的处理，要区别是积极地花钱买官，还是被动地接受领导或某些“明白人”的明示、暗示。主动行贿的买官者在主观恶性上明显要大于被动的买官者，这种差别也应该充分体现在对两者的处理上。

　　以人为本，用政策体现组织关怀

　　由于换届期间买官案件具有“三高”的特点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，必定波及范围广、社会震动大。因此，恰当处理此类案件，能够很好地起到惩戒、教育和震慑作用。同时，也可能在一定范围内，使有些党员干部因为与相关人员有过正常交往而产生不必要的疑虑，影响正常工作开展。所以对这类案件的处理，特别是在处理窝案、串案时应格外慎重，不能单纯计较处理的轻重，而是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灵活掌握。

　　慎重决定是否移送司法机关，追究刑事责任。纪检监察机关追究的是党纪政纪责任，司法机关追究的是法律责任。如果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域，大批干部被追究法律责任，很容易让广大群众对整个组织人事制度产生怀疑。所以换届期间出现的买官案件，违纪人是否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，应该综合考虑具体案情和案件处理后可能产生的多重效果。（作者：尹奎来　于开广）